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比較教育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可以稱之為比較教育學科體系的形成時期。在這一階段，比較教育的研究已經突破了對他國教育經驗的直接移植，開始密切聯系各國的社會文化和民族特征等因素來分析研究各國的教育。在比較教育史上一般把這一時期稱作“因素分析時代”。1900年，英國特別調查和報告辦公室主任邁克爾·薩德勒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比較教育學論文，題為《我們從對別國教育制度研究中究竟能學到什么有實際價值的東西？》，這可以看作是比較教育史上“因素分析時代”的開端。

薩德勒是英國比較教育的先驅者之一，曾經擔任英國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政府特別調查局局長等職，訪問過歐美等很多國家。1895年，英國教育部建立了一個調查機構，即特別調查報告局，薩德勒被任命為第一任主任。在1895到1903年任職期間，他主持考察了歐洲各國、當時大英帝國的領地和美國的教育，撰寫了28卷的《教育問題專題報告》，自1897年至1914年陸續發表。這些報告詳細地描述了歐洲各國、美國以及英屬領地的教育狀況，分析了不同地區教育的社會文化背景，總結了教育經驗，并指出了教育發展的趨勢。在薩德勒的研究中，他反對立地研究教育，提出了民族性概念以及研究校外事務的主張，對20世紀比較教育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薩德勒的這些觀點對20世紀以后比較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為以歷史法為主要特征的因素分析理論奠定了方向，使比較教育學科體系開始形成，從而標志著比較教育學科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美國的比較教育學家康德爾深受薩德勒的影響，他的研究工作更加典型地反映了“因素分析時代”比較教育的特點。1923年康德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教育年鑒》主編，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于1933年出版的代表作《比較教育》一書中，在他5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一直鮮明地堅持和運用他的比較教育思想。康德爾認為，對各國教育制度進行比較研究可以采用多種方法，這首先取決于研究的目的。在《比較教育》中，教育與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的關系是一條貫穿始終的基本線索，他不斷論及教育與國家所面臨的政治社會問題之間的關系，反復強調基本的歷史政治問題，即民族主義、民族國家以及他們對教育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其重要的基本概念。他吸取了薩德勒倡導的因素分析法，并強調聯系各國社會、文化和國民性的歷史比較考察，束對其教育制度的“國民性特質”進行類型分析。康德爾認為，民族主義在教育制度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教育制度實際上就是為了保持、維護和促進民族主義而組織起來的，“民族性”和“民族主義”是其比較教育的核心概念。康德爾是比較教育史上第一個系統闡述理論與方法的學者，他提出的“民族性”“民族主義“和“力量與因素”的概念，對比較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在這一時期，德國的施奈德（1881-1974)和英國的漢斯也是因素分析法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漢斯的思想與康德爾更加相近。1947年，漢斯在英王學院撰寫了代表作《比較教育：教育的因素和傳統研究》一書，他認為影響教育制度的決定性因素可分為三類：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并對每一種因素又做了進一步的細致分析。在研究工作中，漢斯把因素分析法和歷史法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與康德爾、漢斯一樣，施奈德也提倡并運用因素分析的研究方法，但與前者強調注重教育以外的影響因素不同，施奈德還特別強調教育的內部

因素在國民教育制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947年，他發表了《各國教育的動力》一書，在書中，他除了指出影響教育的各種自然、宗教、歷史和文化等外部因素外，還進一步分析了教育發展的內部動力。因此，有人將薩德勒和漢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叫作“外部因素分析法”，而把施奈德的研究方法稱為“辯證法的因素分析法”。

除了出現幾位對比較教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比較教育學者外，在這一時期，比較教育學科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例如，比較教育正式成為高等學校的課程，各種有關比較教育的國際組織和學術刊物也獲得了相當發展。1898年。羅素（J.Russell)首次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授比較教育，其后由康德爾負責開設這門課程，他的《比較教育》一書廣為流傳。在歐洲，國際教育局(IBE)于1929年成立，開始以國際組織的形式研究比較教育，并定期出版刊物。在我國，莊澤宣（1895-1976)于1929年出版《各國比較教育論》，燕京大學在1930年也開始在文學院教育學系開設比較教育課程。